江泽民时期：市场化、全球化与制度重构｜1992–2002

江泽民1989年已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本页采用1992–2002年作为主要研究区间：起点是南方谈话及随后改革重新加速，终点是十六大及随后党的领导层交接。研究区间不等同于个人全部任职时间。

A｜江泽民1989年已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改革方向再次得到推动，本页以此作为市场化改革加速阶段的研究起点，不把1992年写成江泽民开始执政的年份。

C｜Bert Hofman的改革回顾把1992年视为改革重获动力的节点，并把此后财税、金融和企业制度建设作为新的阶段。这里采用这一研究线索，不认为所有地区、行业都在同一年完成转向，也不将政策变化全部归因于个人。

A｜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改革从扩大经营空间，进一步涉及市场运行所需的财税、金融、企业和法律制度。确立目标不等于当年已经完成制度建设。

B｜十四大报告把市场机制的运用放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这是当时中共对改革方向的表述。评价实际效果，需要另查产权安排、竞争条件、行政干预与不同群体的经历，不能把报告中的成就判断直接转为独立事实。

A｜国务院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原有财政包干安排，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及共享收入，并设置税收返还等机制。理解改革需同时看收入划分和支出责任。

B｜决定提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等目标。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地方负担怎样变化，需要由财政数据和执行材料检验。

C｜分税制是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增强了地方依赖土地收入的动机，是研究解释问题。本页不写成“分税制必然导致土地财政”的确定因果；还需比较土地制度、住房改革、城市化、融资渠道和地方支出压力。具体研究出处来源待补。

A｜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经营机制、重组、兼并破产及人员分流。国企职工下岗与再就业成为政策议题，1998年中央专门发布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通知。下岗、登记失业和退出劳动市场不是同一统计口径。

A／B｜通知安排再就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并提出政策目标；文件的存在可核实，但不能据此认定所有下岗职工都获得了充分保障。就业转移还涉及民营、外资企业和非正规就业，不能仅用国企职工数量概括整体劳动市场。

C｜研究改革结果需并列考察企业经营表现、家庭收入中断、社会保险和不同年龄、地区劳动者的再就业机会。效率改善与个人承受的损失不能互相替代。

A｜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时期发展。1999年宪法修改将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其制度地位的变化。

C｜法律认可与实际经营条件并不相同。研究民营经济需要分别考察行业准入、融资、产权保护、地方政府关系和就业贡献；企业登记口径变化也可能影响统计。本页不据此推断所有民营企业都享有相同机会。

A｜1998年国务院通知要求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提出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此前已有住房改革探索，不能把1998年写成中国首次出现住房交易。

B｜通知同时提出多层次住房供应等政策目标；这不代表各地立即取消了所有旧安排，也不代表居民在同一时间完成购房。

C｜住房从单位福利向购买、租赁和家庭资产转变，可能影响财富积累与代际差异。具体分配结果需比较原单位住房取得条件、收入、信贷和地段，不能用一个未经核验的“住房私有化比例”概括全国。

A｜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生效。这一日期和制度安排可与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核对。

B｜中国官方以“回归”和“一国两制”表述这一事件及其意义。主权移交事实不等于对其所有政治后果的评价；有关自治、权利保障和制度运行的外部判断，应署明作者、时间与证据，不能借移交日期代替论证。

A｜1999年12月20日，澳门主权移交，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葡萄牙结束对澳门的管治，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澳门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安排。

B｜中国官方将这一过程表述为澳门“回归”，并置于“一国两制”框架下评价。研究应把移交事实、法律规定和实际治理分开，也不能因港澳均为特别行政区，就认定两地的历史背景和制度运行完全相同。

A｜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练习者在北京中南海附近集体上访；7月政府开始取缔和镇压行动。7月22日，民政部公布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事件发生、行政决定发布与各方如何解释事件，应分别记录。

B｜民政部以未经依法登记、开展非法活动等理由作出取缔决定；中国政府及其后来的宣传材料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这是政府的定性与正当化表述，不是本页对该群体性质的独立结论，也不把后来的表述全部倒填为7月决定的原文。

C｜人权观察2002年《Dangerous Meditation》分析了政府针对法轮功的镇压，关注拘押、强制改变信仰及相关权利侵害。这些调查结论和评价明确归属于人权观察，不能把报告登记当作每个个案均已交叉核实。

研究还需区分组织领导者、普通练习者、政府机构与当事人的陈述。宗教或政治性主张不自动构成事实证据；本页不列死亡、拘押或迫害人数，也不以政府定性替代对具体国家行动和人身伤害的核查。

A｜1994年4月20日，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此前已有电子邮件等交流探索，因此这一节点应准确称为全功能接入，不能理解为此前完全没有跨境计算机通信。

A／C｜此后网络接入、网站和在线交流逐渐扩展，信息获取与传播方式发生变化。接入能力、商业应用、普通人的实际使用和国家的信息管理是不同层面；技术扩展并不自动等于表达空间不受限制。

研究这一时期的信息环境，需要同时整理网络基础设施、商业服务、内容管理规则与用户经历。本页不列未经核实的网民数量，也不把后来形成的平台生态提前放入1990年代。

A｜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WTO第143个成员。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自身资料确认的成员资格节点。加入WTO涉及承诺与实施安排，不能理解为所有行业在同一天完全开放。

C｜评估加入WTO的影响，需要分别核对关税和准入承诺、企业调整、出口与就业变化，并区分入世前已有趋势和入世后的变化。不能将此后所有经济增长或社会损失单独归因于入世，也不把国际机构的周年评价当作独立因果证明。

B｜“三个代表”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纳入中共的自我表述。它是这一时期官方解释党的性质与执政基础的重要理论，不是本页替党作出的代表性判断。

A｜2002年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该版党章的入党申请资格包含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为观察党与民营经济从业者等新社会群体的关系变化提供了制度文本。

C｜这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和党对经济精英的吸纳，需要查组织实践与独立研究。不能写成所有企业主自动入党，也不能把党章调整直接等同于多党竞争或政治权力平均分配。

研究经济结果，需要同时考察市场交易、企业组织、就业和家庭保障；研究社会结构，需要比较国企职工、民营从业者、流动劳动者与不同住房条件家庭的经历。GDP、贫困人口和资产比例在缺少可比来源时不填数字。

市场扩展、国际经济参与与政治组织控制可以同时存在。国企调整中的生活损失、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信息管理中的权利问题，应作为独立议题核查，不能被总体经济评价抵消。

B｜十六大对此前工作和发展成果作出的总结，是中共的官方评价。它可以说明领导层如何解释这一时期，但需要与独立统计、个案材料和外部研究分开阅读。

Hofman将这一阶段置于市场制度建设的进程中；人权观察的报告则集中于国家行动与权利侵害。两类材料回答的问题不同，经济制度解释不能取代人权个案核查，人权报告也不是完整的经济史。

需要继续比较的问题包括：财政重构如何影响地方行为，企业与住房改革如何改变风险和资产分配，全球化如何作用于不同劳动者，以及经济精英的组织吸纳与政治竞争之间有何区别。以上是研究问题，不是假定已经存在学术共识的结论。

A｜2002年中共十六大及随后十六届一中全会形成党的领导层交接，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党、国家和军队职务的交接并不同步，不能把2002年理解为江泽民全部职务在同日结束。

C｜财税结构、企业与住房制度、加入WTO后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党与新社会群体的组织关系，构成下一时期的重要起点。其延续与调整须逐项追踪，不应把后来所有问题归因于1992–2002年，也不能把后来的成果提前计入本时期。

本页以2002年作为研究区间终点，并保留制度跨期延续的视角；胡锦涛时期的具体政策留待后续页面研究。